“跨越万里的追寻”全媒体新闻行动丨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顶天立地强支部

步入中共四大纪念馆序厅，名为“工农联盟”的雕塑惹人瞩目。5位携手奋进的人物形象，寓意着工人、农民、军人、学生、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登上历史舞台，成为革命群众运动的重要力量。

1923年召开的中共三大，拉开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序幕。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等重大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会议结束后，全国各地工人运动逐渐恢复，农民运动日益兴起，革命形势迅速高涨，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

但是，国共合作并非一帆风顺，在革命洪流中也潜伏着令人不安的暗流。国民党右派发起的“反共呼声”不绝于耳；共产党的一些党员骨干投入国民党工作，忽略了共产党自身的组织发展……甚至党的中央机关报《向导》曾一度因缺乏人手，处于半停刊状态。

此刻，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重要问题是：在这场日益高涨的大革命浪潮中，共产党人是应当在国民党的旗帜下为了国民革命运动去组织中国工人、农民以及青年，还是应当由共产党直接去组织群众？

在中共四大纪念馆的展陈中，可以看到落款为“钟英”的两份通知的复制件。按照惯例，中共四大应于1924年召开。1924年8月31日，中共中央以“钟英”的代号发出《关于召开四大致各地党组织的信》，称“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期不远”。9月15日，“钟英”又向各地方委员会发出《关于召开四大的通知》，明确指出中共四大定于当年11月开会。“钟英”是当时中共中央的代名，其中8月31日这份由行楷写成的通知，来自毛泽东的亲笔签署，成为中共四大纪念馆收藏的一件珍品。

在1924年9月，陈独秀也给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写了一封信：“……我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将提前举行……最好，您能再来一次。”

于是，中共四大的召开正式提上日程。

沿着中共四大纪念馆一楼的一处狭窄楼梯，便可以来到二楼。八仙桌拼成长桌、凳子绕桌摆放，桌上摆着英文讲义，一块黑板上写着英文，看上去这里正在讲授一堂英文课。

“这里其实不是英文课堂，复原的是中共四大会场。”宿迁籍媒体人、上海市奉贤区融媒体中心主持人李河在引导记者参观时道出端倪，这是当时会议组织者为了规避会场暴露的风险，采取的伪装措施。

1925年1月中旬，寒风呼啸中，在上海闸北铁路轨道旁“广吉里”的一座石库门建筑附近，出现了一些陌生面孔，甚至还有一位高鼻梁的外国人。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在这里秘密召开。参加会议的正是这些风尘仆仆的异乡来客，他们是由全国994名中共党员推选的20位正式代表。那位外国人，就是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

中共四大审议通过大会宣言，修改了党章，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

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会议认为，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无产阶级必须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关于工农联盟问题，大会强调，中国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地参加”，阐明了农民是无产阶级同盟军的思想，指出没有农民的支持，无产阶级要想取得领导地位以及使革命取得成功，都是不可能的。

此外，大会还提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又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表明党对反封建的内涵有了进一步认识。大会决定加强《向导》《新青年》《中国工人》等刊物的工作以及设立党校和工人补习学校等，使其成为运用马列主义理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重要宣传阵地。

大会通过了《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等11个议决案，并选出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新当选的中央执行委员共9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候补执行委员5人：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堂。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以上5人组成中央局。

中共四大在党的历史上的功绩，被誉为“顶天立地，力量之源”。

“顶天立地”中的这个“天”指的就是中央领导机构的设置的变更。中共二大时，中共中央的领导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人的称谓是“委员长”。中共四大将其改称为“总书记”，并把各级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长改称为“书记”。

这个“地”指的就是党的支部建设。中共四大是党支部建设的历史起点，第一次将支部确定为党的基本组织，开始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组织建设上来。“力量之源”指的则是这次代表大会阐明了党的群众路线思想理论的基本框架。为便于吸收更多先进分子，中共四大决定简化入党程序，要求让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能“直接加入本党”。

党的四大总结了党成立以来特别是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重新审定国共合作以来的政策和策略，表明党在革命理论和革命策略上有了重大突破，为随后出现的革命新高潮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此后，全国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农民运动轰轰烈烈。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舆论封锁，中共中央创办了《热血日报》，向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发起最猛烈的冲锋，极大地鼓舞了上海市民的爱国热情。在中共四大纪念馆里，就展出着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日报——《热血日报》。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五卅运动迅速由上海席卷全国，对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国民运动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给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一次前所未有的打击。中国共产党也通过这次斗争初步积累了领导反帝斗争的经验。

1924年至1927年，中国大地上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运动。自1924年下半年起，在外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宿迁青年回到家乡，在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及市民中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进步团体，号召人民起来反帝反封建。

1925年5月30日，上海群众游行示威。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各界罢工、罢课、罢市，各地纷纷响应，继而形成了全国性的反帝运动。

五卅惨案发生后，在距离上海500多公里的宿迁地区，青年学生、爱国教师纷纷走上街头，募捐钱物支援罢工工人。泗阳青年学生孙耀宗在县城带头和青年学生一起抵制日货，募集资金，声援上海罢工工人。在镇江读书的李嘉林等沭阳学生组织沭阳县旅沪同乡会，到上海进行反帝爱国宣传。在外地教书的沭阳人毛汝楠等特地回家乡发动和组织群众游行示威，并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6月30日，宿迁县检查团将所查日英的洋布、洋纱等货物运到土圩南边的鸟龟滩销毁。各机关团体、学校派员监视，围观群众约数千人。检查团负责人讲述五卅惨案经过，报告本县各仇货检查组织及查缴情况，当众公布查获日英商品数目，经监察人员清点核对，集中焚毁。会场高呼“打倒日英帝国主义”“永远不买日英货物”等口号，直至货化灰烬，人始散去。

五卅运动后，宿迁地区一批知识青年逐渐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政府的本质，不少人到外地求知求学，寻求革命真理，推动着中华民族觉醒。1926年秋，泗阳县进步青年黄怀义、孙耀宗、王东野(又名王沛)到上海寻求革命道路，后经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中共党团书记侯绍裘介绍，到广州投考黄埔军校，并在黄埔军校加入中国共产党。